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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打捞疯长的日子,来抗争日子的疯长

2018-09-03点击次数:60打印字号:

■庄向阳

    身为中国文化产业界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,他曾经连续3年在深圳文博会期间接受过我的专访。依我的个人经验,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采访对象,你只要准备五六个问题,他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两三个钟头,整理出来就是洋洋洒洒两个版的报道。

    于是,面对龚曙光的首部散文集,我不禁好奇:一位优秀的口头言说者、近乎天生的演讲家,文字究竟会呈现出何种样态?

    史家的情怀,以及生命的温度

    《日子疯长》中收录了作者的14篇散文,大致可以分作3组:一是我视之为“家族史”的家族人物系列,包括《母亲往事》《我家三婶》《大姑》《属猫的父亲》《财先生》及《祖父的梨树》计6篇;二是小镇风物系列,包括《走不出的小镇》和《少年农事》两篇;余下的都可归为第三类,写的是故土人物,包括《栋师傅》《李伯与金伯》《梅大伯》《山上》《湖畔》《我的朋友吴卵泡》计6篇。

    上述3组文章中,家族人物系列无疑是着墨最重也最为精彩、最为引人阅读的,是全书之基。即使写小镇风物的两篇,仍可以视为“家族史”书写的补充,《走不出的小镇》展示了家族生活的背景,《少年农事》描绘的则是家人及乡邻的生产活动。

    依照跨文化传播的观点,美国文化是典型的未来时间导向,所以美国人总盯着未来,爱拍科幻片;中国文化是典型的过去时间导向,所以中国人总想着过去,喜拍宫廷剧。一个悖论是,中国社会虽然注重往昔和历史,可是记载的却只是帝王将相等“大人物”的历史,而非属于平民的“小人物”的历史。基于平民视角的家族史写作盛行于欧美国家,直到近年才有教育者在国内大中学生中推广。

    将龚曙光的家族人物系列视为家族史,既出于他所书写的内容,也是基于他的写作态度和立场。在这些文字里,他不仅秉持着客观、平实、努力接近真实的态度,更重要的是,他表露出史家才具有的情怀。这里所谓史家的情怀,是指写作者竭力把人物置于时代的情境中,体察人物种种选择的断然与无奈,写出人物的个性与品格,给后来者以启迪和镜鉴。

    《母亲往事》一文里,这样写道:母亲对生活没有要求,而她对精神的欲求却又秘而不宣。母亲与我们朝夕相处,而我们却觉得她其实生活在远处,在一个完全闭锁的自我世界里。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精神的世界太过强大,根本不需要别人的襄助和认同,还是这个精神的世界太过脆弱,根本经不住任何外人的靠近,一碰就碎。

    写作的过程,同时也是作者探询的过程,虽然作者并没给出答案,但是其实已经有了答案。母亲的身上烙刻着大时代的印记及伤痕,内心深处藏有一个封闭得严严实实的“黑匣子”,哪怕悲伤如泉涌,也不会跟儿女倾诉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生活,都有每一代人的遭际与宿命,当作者用心探询、竭力理解之时,书写就实现了其意义之一大部分。

    除了祖父、父亲、母亲,家族系列人物还写了堪比白鹤的三婶、命运悲苦的大姑、一事无成的“财先生”,所有这些人物,其实都是大历史中“被遗忘的人”(美国作家雅米蒂·薛蕾斯语)。“被遗忘”,意味着被忽视、被剥夺、被伤害。好在即使“被遗忘”,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来处和去向,都在这个人世间走了一遭,不论幸福还是苦难,都活出了自己的个性,甚至做出了自己的抗争。

    日军打到家乡时,很多有钱人纷纷抛家弃业逃命,“祖父却在炮火中造房子种果树,坚信日子还长久”,多么难得的笃定!一个中国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信念令人感怀。房铺被烧,接连失去公公、丈夫、长子的大姑,不论命运多么坎坷却坚持独力抚养两个子女,晚年终于等来了迟到的幸福。文末引用了大姑对作者父亲的一段话:“哥!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命不好。知道命不好慢慢熬,也就熬过来了!知道自己命好的人,哪里能熬得过来呵……”无数中国人面对生活的坚韧跃然纸上,充满了生命的温度……

    民间语言的再创造    以及语言的锐度

    不在于写什么,重要的是怎么写,这一批评主张几乎已成为共识。虽然它低估了题材选择之于写作的重要性,但是也凸显了语言的价值。在《日子疯长》这部散文集里,龚曙光以他鲜明的语言特色标记出他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。余秋雨先生以“质朴叙事”来评价《日子疯长》,是的,质朴是这部作品的本色,可细细品读,这部作品更充满了语言的锐度和新鲜度,能给人带来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。

    通常认为,作家语言来自两个渠道,来源之一是民间,这与一个人童年时期对语言的敏感度相关;另一个来源是阅读,来自于对优秀文本的借鉴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,童年的龚曙光一定有着敏锐的知觉力,能察人所未察。《大姑》文中写到大姑家的店铺被一场意外之火烧个精光,瑟瑟寒风中,大姑从废墟中扒拉烧得漆黑的木头,作者这样写道:“欲雪的黄昏,天黄得像一张病人的脸,呜呜的北风将大姑的散发吹起,仿佛要一根根扯走。”短短40个字符,已经调动了视觉(“天黄得像一张病人的脸”)、听觉(“呜呜的北风”)、触觉(“仿佛要一根根扯走”)。有这样的书写,文字才会生动;要写出这样的文字,非有敏锐的知觉力不可。凭着年少时敏锐的知觉力和成长经验,龚曙光得以从民间的语言中最大限度地汲取营养。

    说语言来自民间,并非意味着土气,有的民间语言精简、生动,充满了原创力。“手长脚长,头齐尾齐”,是写大毛的俊美、乖巧;“心热乎、嘴热闹”,是写姨婆的热心、开朗;“狗脸一取人脸一挂”,是写谢扒皮的变脸之快。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类语言的运用,为文章增色不少。

    “用老家的话说”,这是文章中频频出现的一句话,它显示了作者语言的源头,而非一些话的直接出处。写作中,作者或许真的从记忆的仓库里打捞出了某些话语,但是要知道,即使在作者老家,也很少有人能说出这些话,甚至有些话可能从未有人说过。作者真正打捞上来的,其实是基于民间语言的创造性运用。关于父亲,作者这样写道:“父亲不是那种铅刀贵一割、追求快意人生的人”。关于少年的成长环境,这样写道:“我这一辈的城市少年,有好些是顶着城市户口生,啃着乡下瓜菜长的”。诸如此类的表达,在散文集中俯拾皆是。

    与人的起名字一样,书的命名并无定法,既可从散文集中抽出一篇代表作来命名,也可以起一个概况性的名字,比如“梦溪忆往”。而这本书却不同,“日子疯长”来自于作者一字不识的祖母说过的一句话:“日子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的稻草!”多年之后,作者仍能从记忆的仓库里唤醒这句话,大概是因为到了需要唤醒的时候。如何面对疯长的日子?当然不是任由日子疯长,而是抗争,用打捞疯长的日子,来抗争日子的疯长。写作动机,成为本书的命名依据。而作者,用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书名做了最好的诠释。

    (作者系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,深信文化产业研究所副所长)

转载自:常德晚报